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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扬光大的土地和农村管理制度的特点，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维持稳定的小农经济”。
因为土地公有（公社或集体所有）和定期重分，使得俄国农民总有一小块土地可以耕种，只有不是太懒，总可以糊口。但是这种制度让俄国农民人人有地可种的同时，也极大的阻碍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在俄国的产生，同时也延缓了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的速度。由于土地是公社所有，还要定期重新分配，自然无法集中起来形成大农场。而且俄国政府出于社会稳定考虑。还禁止农民退出公社，自然也就大大限制了城市化和移民开拓西伯利亚的速度。
虽然同样的问题后世的中国也是有的，但是并没有造成社会不稳。而且土地公有和后来的国有还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成了各地城市化建设的助推器。但是俄国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问题出在俄国农村公社租用地主土地和公社自治两方面。”朱国雄摇头感慨道，“其实亚历山大二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人心总是不知足的……”
亚历山大二世对于俄国农村的设想，其实是想追求一个理想的静态社会——人人有地种再加上公社自治，想来就能让俄国农民安居乐业了。
“人人有地种不等于人人都能种好地。”朱国雄把玩着一枚棋子，叹口气道。“十个手指头还有长短，何况是人呢？即便20年前都是一般的穷棒子，现在也有了贫富强弱。咱们在东北、西北那些地盘上搞的集体农庄，现在不也大多变成了一个个私人农场？”
朱济世无所谓的一笑，“平均主义加上市场经济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即使起步阶段是完全平等的，分化早晚还是会产生的。”
这样的结果早就在朱济世预料之中，他搞集体农庄也不是为了让农民人人有地种，而是要利用集体农庄的组织服务于扩张殖民。在这个目的基本达成之后，集体农庄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逐步过渡到私人农场也就不足为奇，甚至还是大明朝廷所鼓励的——和历史上偏重于抑制兼并的王朝不同，大明的土地政策却是鼓励兼并，抑制分拆土地。
因为凡是经营过土地的人都知道，大块连片土地的经营管理成本要比细碎土地低廉许多。而且也容易用轮作法保持土壤的肥沃程度，避免过度开垦。
比如在集体农庄出现瓦解的苗头之时，大明议会就在朱济世的授意下通过了《集体农庄解散法》。规定集体农庄只能被拆分为落干个100亩以上，土地连成一片的农场，而且不得再进一步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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