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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鞭策，也没有白费，刘晞虽然低调，但才干是实在的，看问题往往直指要害根本，政治觉悟高，对上意的领会，对朝廷的政策也往来有清晰认知，到位的解释。
而在漠南的这些年，刘晞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在贯彻执行朝廷政策上，尤其是胡民汉化的大政上。
与榆林道那边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善政变恶政不同，对山阳下辖的胡民部族的消化吸收，是落在实处的，汉化的进程，在最近十年中，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到开宝二十一年，几乎所有的塞北部族，都在官府的推动下，实现了编帐齐民，彻底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下，详细的税收制度也切实地推行开来。
与过去相比，胡民的生产力，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而除了生产活动方式以畜牧为主之外，这些胡民与大汉底层的那些农民，从本质上来说，已经趋于一致。
汉语的推广，进展同样是突飞勐进，至少那些年轻人，已然习惯了说汉语，不管是对官方，还是对民间，这都是一个最实用也最能保障自己利益的工具。
至少，不会说汉语，是容易受骗，在塞北闯荡的汉人乃至汉吏，可不都是善男信女，过去有许多胡人就因为不通官话，遭受损失。
利益的驱动下，胡民也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懂汉话，即便不会说，也要听得懂。而原本荒言野话，也只成为一种地方土话了。
时至如今，倘若在塞北的部帐、集市中，听到一干胡民说着夹生的汉话，是一点都不值得奇怪的。
相比之下，汉字的推广，则仍显落后，但这也国情所限，语言是基本问题，文字则要高级些，连汉民都有大量的文盲，何况胡人。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汉服的推广，也没有强行推动，赵武灵王有胡服骑射，刘皇帝倒也不至于在漠南搞倒退。
但是，在胡人的上层人士中，尤其那些向大汉臣服，被朝廷吸纳的首领头人，都已经习惯穿汉服，毕竟，他们脱离了基本农牧劳作，属于知礼节的阶层了。
可以说，汉话、汉字、汉服这三件事，做得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对汉话的推广，刘晞也把几乎一半的精力都放在此事上。
与榆林那边的一团乱麻相比，漠南地区的欣欣向荣则完全衬托出来了。当然，两者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距，也是有其内在原因了。
官府在当地的力量是其一，朝廷的重视程度是其一，部族成分、历史因素也是其一。与党项人的抱团排外不同，漠南胡民来源众多，成分更杂，并且，在汉辽大战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一遍，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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