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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发生太大的动乱，也是迫于朝廷的强权，以及严密的监视控制，但不满的情绪却始终在积累。
且在拓跋李氏被举族东迁后，党项部族在朝廷的分化下，渐成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合力，自然好对付。
朝廷对拓跋李氏在党项人之间的影响，确实有所消除，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想要将其近百年的影响给拔除也不是容易的事。
再加上，随着朝廷政策的改变，越发强硬的态度，越发严厉的管制，破坏传统的做法，也使得一些党项部民开始怀念起定难军统治时期的日子。
尤其是一些党项老族、老人，二十年前，多么地舒适，整个夏绥都是他们的地盘，任他们种地放牧，没有严厉的管束，没有汉人来抢夺生存的土壤，没有官府来分润西北盐池的利益。
但如今是什么情况，民不聊生，饱受欺凌与压迫，越是经历过定难军时代的党项老人，那种感触就越深。
因此，在夏绥地区的党项人，大多数人对于朝廷的统治，都是心怀不满的，哪怕是一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难免受到老一辈人的影响。
在这样的现状下，李继迁这样一个拓跋李氏的嫡系子孙返回西北，高举“义旗”，能够造成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再加上，李继迁的先祖乃是“党项战神”拓跋思忠，也是一面可以竖起来招徕部众的旗帜。哪怕是事实上拓跋李氏对党项人的影响力并不像当年那么强，但做出了符合党项民意的举动，也能获得不小的拥护。
有这些考量在里面，刘皇帝如何能不恼火。李继迁当然不被刘皇帝放在眼里，但这个总归是有些“名声”的，毕竟是“西夏”的奠基人，汉宋形势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仍旧难免让他多几分警惕。
更为关键的是，他明明对党项人已经足够警惕了，甚至使出釜底抽薪的办法，把拓跋李氏尽数内迁，并严防死守，仍旧出现了这样的漏洞，这就更让刘皇帝愤怒。
他只觉得，是有人不把他的训戒当回事，对他的政策执行不力，有人懈怠渎职。再加上这一年来的种种不顺，各种风波，已经让刘皇帝十分敏感了，诸多因素汇合到一起，自然引得刘皇帝大怒。
而于王寅武而言，就更为惶恐了，毕竟，当初关于李继迁杀人逃亡之事，其侄王玄真是有过汇报的。
不过那时候，他一心放在河西桉上，后来又因卢桉，乱了方寸，更不会在意一个小小的李继迁，只当是一般的杀人逃亡桉件来判断。
但是，事实证明，他完全大意了。而事后看来，李继迁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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