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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的乾祐二年，可以用先顺后难来形容，开局一个春季，风平浪静。四境安稳，风调雨顺，刘承祐十分重视的春耕井然进行，朝局进一步迈入安定的局面。后宫先后有孕，天子又纳新人，皇室开枝散叶。粮税顺利进京，诸侯上表臣服，《刑统》重编刊定......
真的是开了个好头，然而入夏之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四月，河北大震，波及十数州；五月，蝗灾欲来，覆大河南北。
相较于地震，刘承祐以及朝廷，对蝗灾更加重视，毕竟在夏收的关键时刻，若是大意，大汉的“苦民”们劳作之功化为虚有不说，又要闹饥荒了，又要生乱了。涉及到粮食的问题，由不得大汉君臣不担心。
自大汉立国以来，便一直深受匮粮之苦。虽则，刘承祐降下严令，敦促天下道州府县，御备蝗灾。然以时下大汉官僚将吏的执行能力，根本避免不了出问题。
并且，此次蝗灾之严重，波及之广，远超刘承祐与大汉君臣预估。步入六月之后，河北、中原诸州，相继奏蝗。滑、濮、澶、曹、兗、郓、淄、青、齐、宿、怀、相、卫、博、陈等州，中原、河北精华之地，几乎处处闹蝗，官民苦之。
更让刘承祐措手不及的是，开封府治下十数县，同样没能幸免，且十分严重。蝗虫铺天盖地，广闻其声，甚至有虫，飞过皇城汴宫。
在这大灾之下，刘承祐与汉廷诸公反应也算快了，及拟诏令，颁发天下，令各地官民捕蝗。甚至于，罢停河工，发东京禁军，以做捕蝗事。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担心夏粮减产的问题了，而是及时止损，能减少一颗麦的损失，也是好的。
又设“捕蝗使”分赴各地，督令捕蝗抗灾，同时从东京遣出御史、郎官，监察各地捕蝗情况，但有不积极作为，抑或治蝗不力者，悉数上报，由中书处置。
有地方将吏，面对蝗祸，只求顺应天意，告祭所在山林川泽之神，如此也即罢了，还严禁治下百姓灭蝗，以致境内耕作之人，损失惨重。对于这类将吏，毫无意外的，不只是罢官免职的处置，皆槛车而至东京，下狱判刑，从严处理。
即便《大汉刑统》已然温和了许多，废除了诸多虐刑苛法，但汉法之森严，在此事方面，仍旧体现得淋漓尽致。悲中求喜的是，刘承祐发现，大汉中央对地方，已恢复了一些最基本的行政控制。当然，在灭蝗救粮一事上，中央与地方，有种共同的认识与诉求，毕竟，没有人愿意饿肚子。
事实上，有去岁河北灭蝗的经验在，此次朝廷乃至地方，初期并未太过忙乱，只是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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