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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墙根，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红衣女人，双手狠命地交握着，好像深怕有什么将它们掰开。鲜红的破旧羽绒服沾上了污痕。较之另一面的阳光，她似乎更偏爱那面墙角里的阴暗。她的身体右边还倚靠着一个体型偏大的布娃娃。不对！是一个面容破碎的小孩，辨不出性别。破碎的帽子掩去了他头发的光泽，只剩脏污失血的小脸在外未有遮蔽。不是坐在什么垫子上，身体与昨夜下过雨的水泥路面直接接触着，仅仅隔了大概有一两层的布料。身体前方铺在地面上布满密密麻麻字迹的布条，上面摆着一个缺了几处口的陶瓷饭碗。里面零星地稀落着几枚一元硬币和几张面值不大的纸币。一大一小两人互相倚靠着，不言不语，失焦的眼睛看着来来去去的脚步。小孩子作为修饰性的摆设，企图唤起人们已和他们同时进化得深藏于心底的同情心。女人偶尔用肮脏的手端起破碗，伸直手臂向前，向往来的小腿祈求着，嘴里嘀咕着念念有词。大致全行业规定了统一标语般的“可怜可怜这个已经多餐未食的孩子”。若非有肉体在地上阻碍着，则很难让人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她们作为有碍观瞻的因素存在着，因另一种不同的因素被绝大多数视若无睹。
如果地道的话，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你情我不知的欺骗性却无法否认其存在的自然逻辑性的合作关系。如果人道的话，她们经历的悲剧实在应该得到世人的垂怜，至少应该给漂浮在深海中心的她们一块浮木或一只游泳圈。只是那些自尊自爱自怜和自惜使后者默然沉寂，而前者似乎已然进化为一种具有深刻表演性质的职业化的专业存在。然而这种专业，难免叫人心酸，若公道的话，它们是不该有一片立足的土壤的。
在从市中心的广播电台做节目回来的路上，几乎都是车辆往来的大转盘的中心地带，也有人贴着墙根在大花坛外拼出副副极尽可能的落魄穷酸相。绕着大转盘慢慢地转好几圈的车子，多有一个一时找不到去向的主子。祁安压低声音问王贺原为什么不施舍那个撇着八字眉向车子伸了三次手的中年老头子一点钱，王贺原不无恼意地向祁安讲解起他们自甘堕落的劣根性。在他眼里，在那个时候，那类至少看起来好手好脚的人根本不值得同情。他恼怒的谈吐，似乎也在控诉着祁安的年少无知却好管闲事。
世界上，会有多少人，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呢？有多少人从一出生，即被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又有多少人，与自己同道呢？
铺在地面上的布条上的字体娟秀工整，怎么看都出自一个至少受过教育的人之手。它的来源和内容似乎都另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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